【資料圖】

作者：陳丹奇（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

歷代學者對《禮記》成書問題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其編者、編纂時代及各篇材料來源。實際上，從長時段考察其成書過程的階段性特征，亦屬《禮記》成書的題中之義。周何先生即提出《禮記》四階段成書說：一是附經(jīng)而作；二是單獨成篇；三是匯編成書；四是鄭注之后始有定本（《禮學概論》）。隨著郭店簡、上博簡、?；韬啝┑瘸鐾廖墨I陸續(xù)面世，使我們能利用其中與《禮記》相關的早期文本，從“物質(zhì)性”（文本的載體形制、古書體例、字跡與標識符號等）與“文本性”（文本的內(nèi)容與體式）兩個層面重審《禮記》的成書過程?！抖Y記》四階段成書說在較大程度上可與出土文獻相互印證，但出土文獻所呈現(xiàn)的諸多豐富細節(jié)，又有助于進一步發(fā)展周氏之說，以下分而論之。

第一階段，孔門弟子持牘記錄孔子言傳身教之禮所形成的“章”“節(jié)”。《禮記》最初形態(tài)并非儒者讀經(jīng)后書于余簡的“附經(jīng)之記”，今傳《儀禮》十七篇中十一篇篇末就附有“經(jīng)不備”的“記”，然這些“附經(jīng)之記”可追溯至孔子之言。如《士冠禮》之“記”直引：“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迸c此相關，收入《禮記》的《冠義》《昏義》《鄉(xiāng)飲酒義》等六篇“釋經(jīng)之記”，亦是對孔子授禮言論的傳承與發(fā)展，誠如孔穎達《禮記正義》所云“孔子沒后，七十二之徒，共撰所聞，以為此《記》，或錄舊禮之義”。孔子對禮的傳習貫穿于日常生活之中，《史記·孔子世家》所云“習禮大樹下”可窺一斑，這種隨時隨地且言傳身教的傳禮方式，使得弟子們記載夫子言行時?！皥?zhí)簡而書”而非“伏案書寫”。?；韬钅埂翱鬃右络R”鏡框背板中子贛側(cè)身而立且右手胸前執(zhí)筆的圖像，即其明證。古人記錄師說的原初載體應為便于手執(zhí)的“牘”，受“牘”的物質(zhì)性制約又使得所錄文字往往呈現(xiàn)為短章的形態(tài)（徐建委《牘與章：早期短章文本形成的物質(zhì)背景》）。弟子們用“牘”記錄的孔子授禮筆記，或為“節(jié)”，或為“章”，成為后世《禮記》諸篇不可或缺的構(gòu)成要素。前者如郭店簡《六德》“門內(nèi)之治恩弇義，門外之治義斬恩”一“節(jié)”，同時見于郭店簡《性自命出》與《禮記·喪服四制》《大戴禮記·本命》等文本而略有異文。后者如上博簡《民之父母》記述子夏孔子逐層問對“民之父母”“五至”“三無”“五起”一“章”，《禮記·孔子閑居》在此“章”基礎上又增益了子夏孔子問對三王之德“三無私”一“章”。所以弟子們針對孔子禮學言行，持牘記錄而成的大量“章”“節(jié)”，實為《禮記》的材料淵藪。

第二階段，七十子后學將禮學原始筆記書于竹帛后通過“單篇別行”與“異篇同卷”的形態(tài)傳習。源于授禮現(xiàn)場的原始筆記經(jīng)七十子后學書于竹帛，這一過程是物質(zhì)載體的轉(zhuǎn)換，也是文本體式的改造，即陸德明《經(jīng)典釋文·序錄》所謂“后人通儒各有損益”。如上博簡《從政》14個“聞之曰”及其所引言論，是對原始筆記若干問對“章”“節(jié)”的刪選，標志詞“聞之曰”又是對“丘聞之某人（或某文本）有言曰”的縮略改寫（拙作《孔子“聞之曰”言論承傳模式的生成及演化——以上博簡〈從政〉為中心》），此篇通過省略現(xiàn)實語境中的言論接受者與發(fā)出者，使得原本的“問對體”轉(zhuǎn)換為“語錄體”。待完成“物質(zhì)性”與“文本性”的雙重轉(zhuǎn)變后，原始筆記的“章”“節(jié)”就形成以“篇”為流傳單位的文本。如與《禮記》中《奔喪》《投壺》同屬“逸禮”的上博簡《天子建州》，具有甲、乙兩種抄本，二者形制的差異，說明除不同文獻外，同一篇文獻的不同抄本，也會在傳習中單獨成卷。需要注意的是，在多數(shù)禮學文獻“單篇別行”的情況下，也存在一些“異篇同卷”的形態(tài)，即自成起訖的數(shù)篇合抄于一卷。如在漢代分屬大小戴《記》的上博簡《武王踐阼》《民之父母》，基于竹簡形制、字跡、保存狀態(tài)的高度一致性而與《顏淵問于孔子》《子路》等禮學佚篇合抄一卷。此外，郭店簡《緇衣》《五行》兩篇、郭店簡《尊德義》《成之聞之》《六德》三篇亦有很大可能“異篇同卷”。由此，原始筆記的“章”“節(jié)”書于竹帛而成“篇”的過程，會伴隨文本形態(tài)的變化。戰(zhàn)國時代的禮學文獻不僅大量“單篇別行”，還開始出現(xiàn)“異篇同卷”的傳習形態(tài)，其中對數(shù)“篇”禮學文獻的合抄，成為后世編纂《禮記》的雛形。

第三階段，漢儒將秦火后轉(zhuǎn)寫為今文的禮學文獻“以類相從”地傳抄于不同形制竹帛。據(jù)傳世典籍記載，漢初由“獻王所得”“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出現(xiàn)一批幸免于秦火的古文“禮記”。作為漢宣帝時海昏侯劉賀的隨葬品，新近出土的?；韬啞啊抖Y記》類文獻”，直接反映出戴圣在西漢宣元之際所編《禮記》的早期形態(tài)。此類簡文皆為漢隸且內(nèi)容多與今本大小戴《記》選錄的篇章相合，可知當時流傳的古文“禮記”多轉(zhuǎn)寫為今文，其中一些在禮學傳習中脫穎而出，成為漢代貴族禮學教育的基本文獻。整理者主要按形制特點將簡文分為四組。第一組相當于今本《禮記》的《曲禮上》《曲禮下》，鄭玄《三禮目錄》謂《曲禮》記“五禮之事”，故其兼具先秦“五禮”制度而用較長竹簡單獨抄為一類。第二組所涉《祭義》，孫希旦《禮記集解》云“因祭而言孝”；《喪服四制》所云“四制”以“恩”為首，篇末又以“孝子”之“愛”“禮”“志”作結(jié)；《曾子疾病》《曾子事父母》則闡明曾子“孝悌”“事父母”之道?？芍私M四篇皆蘊“孝道”而與漢代“以孝治天下”的治國方略相合。第三組相當于今本《大戴禮記·保傅》，其事關“保傅”制度自不待言。第四組《中庸》與“公明儀問曾子論孝”章等出土時與形制書體相同的《論語》簡混雜一起，說明它們關系密切而在當時被視為性質(zhì)相類的文獻。又同墓出土木楬中可辨識的《燕禮》《鄉(xiāng)飲酒》《樂記》《昏禮》等《禮記》早期篇名，其中《燕禮》《鄉(xiāng)飲酒》《昏禮》均為“釋經(jīng)之記”而匯集一處，它們在后世《別錄》的劃分中又恰好同屬“吉事”，可知劉向?qū)Α抖Y記》篇目的分類淵源有自。今本《禮記》中同屬“祭祀”的《祭法》《祭義》《祭統(tǒng)》，同屬“喪服”的《奔喪》《問喪》《服問》《間傳》《三年問》，同屬“通論”的《經(jīng)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閑居》《坊記》《中庸》《表記》《緇衣》等分別聚合，即“以類相從”形態(tài)在《禮記》編次中遺留的早期痕跡。職此之由，西漢宣帝時的禮學文獻，因主題相近或性質(zhì)相類而被傳習者采用統(tǒng)一格式抄寫在形制相同的簡帛上，已然顯現(xiàn)出“以類相從”的聚合特征。其中或篇幅過長而一篇即一類，或篇幅較短而數(shù)篇為一類，這些不同類型的“單行本”共同構(gòu)成戴德、戴圣編纂大小戴《記》的直接文本來源。

第四階段，戴圣在甄選不同形態(tài)禮學文獻基礎上，將綰合與改動后的四十九篇“新編”文本制作成形制格式統(tǒng)一的“叢書”。戴圣編選《禮記》時采用的禮學文獻形態(tài)多樣，不單是匯集“單獨成篇”的文本。其中既有吸納篇幅過長而一篇即一類者，如后世分為上下篇的《曲禮》《檀弓》《雜記》；又有刪選主題相近或性質(zhì)相類而聚合為一類者，如《別錄》所謂“祭祀”“喪服”“通論”等類型；還有刺取已然成書者，如《樂記》二十三篇中的十一篇。在甄選上述不同形態(tài)的禮學文獻后，戴圣還進行了綰合與改寫的“新編”工作。如《禮記·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以前的“經(jīng)文”部分作于戰(zhàn)國，此句及之后的“故訓”部分則成于秦漢人之手（王鍔《〈禮記〉成書考》），戴圣選出此篇后或?qū)ⅰ敖?jīng)文”“故訓”合為一篇。這種綴合“經(jīng)”“傳”的方法，在漢初馬王堆帛書《五行》中已有顯現(xiàn)。又如較之郭店簡、上博簡兩種傳本，《禮記·緇衣》在引用《詩》《書》、增益三章、章節(jié)次序上的較多差異，除“錯簡”因素外，不能排除戴圣在編入《禮記》時有意改寫的意圖。吳承仕認為《記》百三十一篇者猶稍古之叢書，大小戴《記》則猶晚出之叢書。“《記》百三十一篇”著錄于《漢書·藝文志》，說明其在劉向校書時就被殺青定稿、繕寫上素。與此相類，鑒于甄選的禮學文獻曾采用不同形制格式加以抄寫，戴圣也需將“新編”的眾多文本以統(tǒng)一格式繕寫于形制一致的竹簡，最終形成四十九篇規(guī)模而由若干簡冊組成的“叢書”。

總之，從出土文獻所呈現(xiàn)的“物質(zhì)”“文本”兩種形態(tài)而言，《禮記》成書可概括為準備素材的“章”“節(jié)”、單行與合抄的“篇”、按類傳抄的“單行本”與綜合制作的“叢書”四個階段。作為“叢書”的綜合制作者，戴圣完成了四十九篇《禮記》文本的定型，即鄭玄《六藝論》所云“戴圣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而東漢馬融、盧植、鄭玄為《禮記》作“注”，則已步入其經(jīng)典化進程。

《光明日報》（2023年08月05日?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