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札記】

作者：李昕升（東南大學人文學院歷史學系副教授）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玉米原產于美洲，學名玉蜀黍，在我國的主要別名有番麥、西天麥、棒子、包（苞）米、玉（御）麥、包（苞）谷、包（苞）蘆等，已成為我國第一大糧食作物。目前，我國面臨玉米結構調整的問題，尤其生態(tài)脆弱的地區(qū)是玉米結構調整的重點地區(qū)。為解決這一問題，成功實現玉米結構調整，有必要加強對中國玉米史的研究與思考，以更好地以史為鑒、知古鑒今。

玉米傳入中國

一般認為，玉米傳入中國有三條路線，分別為“東南海路說”“西南陸路說”“西北陸路說”。雖然早年也有一些觀點認為，玉米獨立起源于中國或印度，進入21世紀以來則基本無人提起。

“東南海路說”。認為玉米經葡萄牙人或中國商人之手較早傳入我國的浙江等東南沿海地區(qū)。明代杭州文人田藝蘅的《留青日札》中較早記載：“御麥出于西番，舊名番麥，以其曾經進御，故曰御麥”，成為“東南海路說”的主要依據。又有萬歷《泉州府志》中的“郁麥”、萬歷《龍川縣志》中的“珍珠粟”作為證據。

“西南陸路說”。最早于20世紀初由東方學家勞費爾在《玉蜀黍傳入東亞考》中提出：“玉蜀黍大約系葡萄牙人帶入印度，由印度而北，傳布于霧根、不丹、西藏等地，終乃至四川，而漸及于中國之各部，并未取道歐洲各國”。何炳棣后來又作了進一步的補充，認為玉米推廣最合理的媒介是云南各族人民，明代云南諸土司向北京進貢的“方物”中就包括玉米。他們的主要依據是嘉靖《大理府志》、萬歷《趙州志》等的記載。

以上二說歷來被學者不斷沿用，但仍有個別學者對此提出不同看法，認為早期記載過于單薄，不足以通過名物訓詁論證“郁麥”“珍珠粟”“玉麥”等便為玉米。該說確實極有創(chuàng)見，有助于我們重新思考這一作物起源與早期傳播的問題。然而，也不宜輕易否定以上兩條路線，一來宋元以降東南海上絲路、西南絲綢之路陸海聯動比較發(fā)達，玉米有可能作為物質交流的媒介通過各國家、民族交流進入中國，二來其他美洲作物的案例也告訴我們，作物的傳播路徑是多元的。對待以上問題，需要借助于兩方面進展，一個是農業(yè)考古與植物考古，一個是西方傳教士文獻與商業(yè)貿易檔案，如果這兩方面無新材料出現，可能整體研究難有突破。

相較而言，“西北陸路說”是學界普遍認可的確鑿路徑。“西北陸路說”，指玉米最早出現在嘉靖《平涼府志》：“番麥，一曰西天麥，苗葉如薥秫而肥短，末有穗如稻而非實。實如塔，如桐子大，生節(jié)開花，垂紅絨在塔末，長五六寸?！边@不僅是玉米最早出現于方志中，也是中國關于玉米的最早記載。西北亦有諸多其他相關證據，證據鏈條可信，加之玉米的一些早期別名“西番麥”“西天麥”“回回大麥”等，傳入路徑指向清晰。誠如《群芳譜》所說：“以其曾經進御，故曰御麥，出西番，舊名‘番麥’”，可能為西方使節(jié)進貢之物。

玉米在逐步適應中發(fā)展

平原地區(qū)既是玉米最早傳入的地區(qū)，又是人口聚集的地區(qū)，更是一個合適的檢驗場，《留青日札》記載浙北平原“吾鄉(xiāng)傳得此種，多有種之者”。傳入中國之初，人們出于獵奇的眼光，加之當時種植尚且不多，使得玉米成為一種稀罕作物。

當玉米經過風土適應、技術改造在中國逐漸“開花”之后，它的特殊性不再，反而成了比較雞肋的作物。第一，玉米雖然產量不低，但是與傳統優(yōu)勢作物，特別是與稻麥相比，既沒有產量上的優(yōu)勢，也沒有價值上的優(yōu)勢，傳統農區(qū)土地珍貴，玉米沒有競爭優(yōu)勢。第二，農民已經習慣種植傳統作物，特別是輪作復種體系，形成了一種比較穩(wěn)定的種植制度，玉米作為新作物很難融入。此外，種植傳統作物的技術也比較成熟，即使這是一種次好技術，農民也不愿意輕易改變。第三，人們對于新作物的口味適應也要經歷一個相當長的過程，玉米更難被古代中國飲食系統接納，并形成文化上的共鳴。因此，玉米在傳入我國后很長時間處于多點開花、偏居一隅的尷尬局面，尚不能以糧食作物的面貌登上歷史舞臺。

乾隆《霍山縣志》載：“四十年前，民家惟菜圃間偶種一二，以娛孩稚。今則延山漫谷，西南二百里皆恃此為終歲之糧矣。”短短半個世紀，玉米地位就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玉米“遇見”了山區(qū)。玉米的抗逆性較強（高產、耐饑、耐瘠、耐旱、耐寒、喜砂質土壤等），能夠適應山區(qū)的生存環(huán)境，充分利用了之前不適合栽培作物的邊際土地。而它所謂的“高產”是相對高產，即較傳統山區(qū)旱地作物如粟、大麥、蕎麥、糜子等是有優(yōu)勢的。乾隆中期以降，玉米大發(fā)展的重要原因便是移民進山。東南山區(qū)山林經濟一向發(fā)達，移民通過種植杉木、油桐等經濟林木獲利，往往采取與山主分成的方式，然而經濟林木需要較長的生長期，移民往往通過林糧間作的方式提前收回一些成本，玉米在其中就充當了“花利”作物。在秦巴山區(qū)，窮苦貧民更多，他們依靠玉米作為糧食作物，否則便會食不果腹；在云貴地區(qū)，“滇銅黔鉛”是第一產業(yè)，玉米則服務于采礦業(yè)發(fā)展，它們的發(fā)展邏輯皆有所不同。

清末民國時期，玉米已經完成了文化接納，在平原地區(qū)開始發(fā)力。玉米雖然無法撼動小麥在北方、水稻在南方的地位，但卻是一個好的接茬作物。首先，玉米生產期短，最短90天便可收獲，可以暫接青黃；其次，玉米產量、產值較稻、麥之外的作物略有優(yōu)勢，特別是清末以來玉米已經納入國家糧價考量；再次，玉米各環(huán)節(jié)栽培技術并不復雜，玉米加工為成品糧的損耗率極低；最后，清末以來北方生態(tài)危機日漸嚴重，玉米有助于解決“三料（飼料、燃料、肥料）危機”。闖關東大潮給地廣人稀的東北帶去了玉米，民國時期玉米在寒冷、干燥的東北地區(qū)大放異彩。因此，我們可以說人口壓力是玉米擴種的重要原因，但卻不是唯一原因，環(huán)境、市場、技術等因素都需要加以考量。

中國第一大糧食作物

民國時期，玉米的確較清代有一定的發(fā)展，但不管是品種、技術還是單產都沒有取得很大進步。其真正的大發(fā)展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后。經過兩次國家規(guī)模推廣，在20世紀70年代玉米種植面積超越小米位列第三，在2012年更是超稻、麥穩(wěn)居第一?？梢哉f自1949年以后，玉米終于打破作物、土地、產業(yè)三者的傳統格局，被納入國家稅收和倉儲體系，使生產結構、飲食結構發(fā)生了較大變化。這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其一，新中國成立之后，國家長治久安，醫(yī)療水平提升，人口壓力逐漸增加，較傳統作物而言，玉米更具增產潛力。其實早在民國時期，就已經開展小范圍的玉米品種改良，或采用品種比較試驗或引種新品種玉米如“金皇后”，但推廣范圍不大。1949年后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高產雜交種的快速推廣，加之農田基本建設、化肥施用增加等因素，玉米種植從常年畝產百余斤的水平，幾乎每十年翻一倍，目前全國平均水平在千斤左右。其二，國家對玉米種植十分重視，不僅把“增加稻谷、玉米、薯類等高產作物的種植面積”列入第一個五年計劃，農業(yè)科技政策也向玉米傾斜，如組織育種攻關、改革管理措施、實施玉米種子工程等。其三，玉米作為糧食用途越來越少，但是產量卻越來越多，與畜牧業(yè)發(fā)展息息相關。作為主要飼料來源的玉米，市場需求量顯著增加，玉米消費與肉禽蛋奶消費的增長趨勢幾乎同步。此外，玉米還有制糖釀酒、石油化工等用途。

歷史上玉米從平原到山區(qū)再到平原，從邊疆到南方再到北方，從雜糧到主糧再到飼料，從食用、飼用到多樣加工品與工業(yè)用品，從農家種到海外新品種到雜交玉米再到轉基因玉米，逐漸擺脫了邊緣化的地位?？傊?，由于時代的發(fā)展和人們需求的變化，玉米的價值、身份與意義也在不斷發(fā)生深刻轉變。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明清華北核心區(qū)生態(tài)環(huán)境變遷與經濟發(fā)展研究”階段性成果）

《光明日報》（2023年10月09日?14版）